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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怀·方增先 |“新浙派人物画”的奠基人与推动者方增先先生走了

2019年12月05日 14:07:48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点击率:1984



《中国美术报》讯  “新浙派人物画”的奠基人与推动者方增先先生于201912319:36在上海因病去世,享年88岁。


方增先(19312019),浙江浦江人。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,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“新浙派人物画”的奠基人与推动者。在陈传席教授主编的《现代中国画史》里,方增先、刘文西、黄胄和杨之光被列为现代人物画“四大家”。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、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、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。


方增先艺术年表

20世纪30年代

1931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西塘下村。父亲方自成,原为当地小学教师;母周云鹊,家庭妇女。

1934年去离家二里路的通津桥村外婆家住。读《芥子园画谱》、《点石斋画报》等。

1938年去父亲教书的横溪中心小学就学。


方增先 粒粒皆辛苦 105cm×65cm 中国美术馆藏

20世纪40年代

1942年浦江地区沦陷,学校关闭。

1943年就学通津桥私塾。由于私塾陈先生指点有方,接受并喜爱上中国古典文学,能阅读《唐诗》《古文观止》等。

1946年就学于浦江中学,后转入金华中学。

19495月,金华地区解放。6月,初中毕业。7月,考入浙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;9月,学校开学,入绘画系。冬,参加杭州土改两个月,画了少量速写。

方增先 母亲 135cm×135cm 1988

20世纪50年代

1950年春,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。作品在春季全院创作评比中名列前茅。秋,全院赴安徽皖北,参加两期土改。

1953年夏,毕业于绘画系,毕业创作画油画《师与徒》。留校,转入本院创办的研究生班,指导老师为油画家黎冰鸿。

1954年夏,研究生班毕业,分配入新创设的中国画系。

1955年春,由指导老师叶浅予、邓白、史岩、金浪带队,随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师生组织的文物考察队,赴敦煌千佛洞考察、临摹,为期三个月。7月、8月,在兰州天祝藏区深入生活,画彩墨画《拾蘑菇》。9月,回杭州创作《粒粒皆辛苦》。同年,黄宾虹去世,在吊唁仪式中作水墨画《黄宾虹像》。

1956年《粒粒皆辛苦》随中国画展去民主德国展出,并发表在该国美术杂志封面上。秋,去上海中国画院进修中国画,从指导老师王个研究吴昌硕派花卉四个月。

1958年,随学生入农村现场教学,画大量速写。开始深入研究人体造型结构,结合教学,以线描作素描,试行中国画专业素描。夏,在浙江海宁海边农村现场教学,画海塘工程《驯服大海》。


方增先及家人(老照片) 

20世纪60年代

1960年    在浙江嵊县现场教学,画大量反映农村生活的速写。回杭州后创作《浙西三秋》。同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作水墨画《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》。

1963年    写《怎样画水墨人物画》。此书为新水墨人物写生技法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,因而大受群众欢迎。1973年又再版,共出版几十万册。

1965年   《美术》第2期发表马贡戈撰写的《〈说红书〉的艺术成就》一文,指出《说红书》一画在艺术上是新人物画中最突出的代表作品。秋,因胃病加剧,去杭州屏风山疗养院治疗。


20世纪70年代

1974年为画《艳阳天》插图,赴北京郊区密云县,搜集素材。

1975年完成《艳阳天》水墨插图三十幅。这些插图后来由北京、上海、河北三地的出版社出版了三个不同版本的单行本。

1978年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,同年被推选为浙江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在全国人大会议上,提出两项提案:一是建议恢复黄宾虹纪念馆,二是建议建立潘天寿纪念馆。(两项建议均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,第二年潘天寿纪念馆筹建。)

1979年被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。浙江《工农兵画报》出《方增先作品选》专刊。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《美术丛刊》上发表论文《人物画的造型问题》,针对全国各美术院校的中国画人物专业基础课,首次提出必须改革的专论。创作《孔乙己》插图三十幅。


创作手稿 70年代

20世纪80年代

1981年《美术》第9期发表江丰为《方增先画集》序撰写的《要突破中国画的无人之境》一文。

1982年赴绍兴农村小镇,画《乡镇早市》。7月,《浙江日报》刊登《方增先在创新的道路上》一文(来永祥撰文)。9月,香港《文汇报》以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作品及《方增先人物新作》一文(马克撰文);《迎春花》第1期人物专号刊登《粒粒皆辛苦》《孔乙己》《艳阳天》插图、《李时珍》等作品及《为当代人传神写照》一文(马克撰文)。10月,《浙江画报》刊登《人物画家方增先》一文(郑朝撰文)。

1983年调工作至上海中国画院。11月,安徽《画刊》刊登古装人物《深山鸟语》《咏梅》《步月》等。7月,赴青海玉树州藏族草原。9月,又赴青海藏区泽库草原。10月,画《帐棚里的笑声》。《中国文学》第9期刊登《屈原》《牧牛》《海燕像》等作品及《人物画家方增先》一文(李瑞林撰文)。

1984年《帐棚里的笑声》参加全国美展,获上海地区优秀奖。同年,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。随上海文化局文化代表团赴日本参加日本富山北陆书道院活动。台湾《雄狮美术》刊登作品《屈原》《海燕》。

19857月,赴甘南藏族自治州深玛曲大草原。

19862月,再赴甘南夏河拉不楞寺庙会。8月,山东《艺术天地》刊登《方增先和他的水墨人物画》一文(徐虹撰文)。上海《书与画》第3期刊登《方 增先近期水墨画》一文(吴亮撰文)。

198810月,携上海近现代中国画展赴法在马赛、里昂展出,并参观巴黎主要博物馆。画《母亲》第一稿。

1989716日《羊城晚报》发表《母亲》。105日《光明日报》刊登《美术创作的新收获》一文(邵大箴撰文),对《母亲》一画作评论。《母亲》参加七届美展并获银奖和“齐白石奖”。   


方增先先生在工作室  

20世纪90年代

1990年香港《收藏天地》一文刊登《方增先简论》一文(徐虹撰文)。《美术》第5期刊登《方增先的水墨世界》一文(徐虹撰文)。6月,《香港明报》刊登《方增先的水墨人物》(周天黎撰文)。以上海文化代表团团长身份携中国画、版画、摄影作品赴日本横滨办展。

1991年《母亲》获上海文学艺术优秀奖。《美术》第2期刊登《方增先随访录》一文(陈秋田录)。5月,携上海中国画展赴澳门办展。6月,赴珠海创作古装巨幅作品《古文士图》,至12月,画成六十幅。同年11月辞去上海画院副院长一职。

1996年举办第一届上海双年展,任艺委会主任。

1998年举办第二届上海双年展,主题为“融合与拓展”,以水墨为表现形式。

1999年被选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。


21世纪00年代

2000年举办国际性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,日本NHK电视台专场播放节目近一小时。进入积墨画的探索,画《大山的回忆》。

2001年用积墨法画《闲看行路人》、《行行复行行》。

2002年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以“家”为主题的室内家居设计展,全国各艺术院校都参与,任展览总策划人。用积墨法画《家乡板凳龙》。参加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的当代国画优秀作品系列展——上海作品展。

2003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《草书兰亭序》。

2004年获文化部文学艺术成果奖。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《草书后赤壁赋》。

2005年画《穿旧裘皮的人》。作品参加在浙江潘天寿纪念馆举办的浙派人物画文献展。

2006年举办跋涉者——方增先艺术回顾展。


回顾流年,每因惆怅,顾矻矻于荒径泥滓中五十余载,是耶非耶?或乃时、命而已。今付梓展诸诸君子之前,幸为月旦。    ——方增先


从山垇垇里来(节选)

□ 方增先

1989年,在我画“母亲”一画以前,我的思维,近乎“混沌”,不是初始的混沌,而是多种混乱的想法捣乱我对艺术的思维。我曾经研究现代设计的教学,并请人到日本找有关方面的书,又希望找到现代艺术院校的教学大纲,或教材,但都没有成功。后来,又去法国马赛,专访一所现代艺术院,也不得要领。而对现代设计中的构成,肌理,变形,适合纹样等等,以及一些冷抽象的画,还能有所理解。也看过一点吴冠中的形式美的论述,基本上也能理解。只是现代画的展出作品,和年轻人的试探,比这些都复杂得多。

在美术馆早期,馆内专门为年轻画家辟出专场,基本无偿提供青年画家探索性画展的展出和研讨,往往由馆长助理张建君去组织和主持。那时,上海美术馆房子紧,但也很热闹,青年画家常在这里聚会。我在这一时段,画得不多,偶尔也有随想涂抹,都不像样,至于在国外杂志上看到喜欢的现代画,也会偶有临摹,但过后觉得这是别的想法,与我无关。

时间是最容易滑过去的,在懵懂中,五六年时间就过去了。我以进入耳顺年。

“母亲”一画是一次转折。朦胧中,我开始理解自己,我是关注生活的人,关注社会、世界,并想表达看法的那种人。画法上,也不能离开自己太远,因审美的习惯,能量,不可能跳来跳去,只能在自己原有基础上去探索,这就是“母亲”一画的思想基础。

“母亲”在笔墨上有肌理的处理,有人性的夸张,有焦虑的表达,有强悍的野性的抒情,我在母亲形象处理上,大大夸大了体积,并有猛鹫一样的鹗视,我开始向着世俗认为的“丑”方向发展。

这幅画是我对国家发展中的忧虑和危机感的忧思录,和对现实世界充满矛盾而产的忧郁心理的一种泄放。当每次我去了发达国家,忧郁感就更重,我多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健康、快速地赶上去!

“母亲”一画得了奖,尤其获得齐白石奖,对我显然是一种鼓励。此后一年多,我投入古装人物,古文士的创作中,有两种因素指引我,一是形式的追求,有助于艺术品味的提高。要用一个系列,把这种能力提上去。二是改代文士,多为悲剧性格,忧愤,正是一种主题中心的追求。一年多时间,一气画了六七十幅。并出了一本画集,叫“方增先古装人物图集”。其中有一部分是有较高质量的。曾拿出几幅去参展,有两种反映鼓励我,一是朋友叫我赶早去北京开画展,因为形式特殊,一定会有大反响。二是朋友中看了这些白描大幅后,他们评价是:“白描已超过你的水墨”。

但我最终没有整体展出过,至今,如金柜深藏,未与世人整体见面,我认为自己是水墨画家,一定要走出水墨新路,才值得展出。(此要求,本无可非议,但实际上是一个大难题)。这一拖就是近二十年!人生太短!所以我的一个间章,是庄子的一句话:“知也无涯”,(庄子原文为“吾生也有涯,知也无涯”)是一种自我鼓励,也隐含一种无奈的叹息。文士图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日中我开始构成,肌理,方块的形式试探。相当数量的小草图,就是此后年月中画出来。

这些年我还是常去草原,不但夏天去,冬天也去,因为元宵前后,藏族寺院有晒佛节,藏人都集中在寺院附近。并看到藏人浪  和赛马、赛牦牛。后来,我发现一个矛盾,寺院活动不可能见到深层的藏人生活,而寺院活动本身我不大发现得了深层的内容。这就和我来草原原意相背。所以,后来就通过藏族朋友,下去探望他们的亲朋好友,倒也多看了一些东西。

只是年龄大了,身体不好,尤其胃病,每上草原必发,到六十一岁那年,我还能步登四千多米三个山峰,我自己也庆幸健康还不错,只是自己心里有数,今后再到草原的可能性,越来越少。果然,第二年,由于胃病、体弱,卢琪辉坚决反对我再上草原。而我自己也心里不踏实,人老了,再扮演拼命三郎,已不是时候了。

构成,肌理是一种平面分割,有利于整体处理,我觉得很有用。我想到陈老莲,任阜长,他们的人物画往往用衣褶的多样勾勒,形成不同人物样式,不再需要用色去填补空白,这样,再水墨人物画中是十分有利的处理法。

我曾经这样想,原来的写实人物画,如何向高处走?我用传统山水花鸟画去参照,就会觉得,那种写实,太“忠实”求对象,画此人,即此人。但山水花鸟都不是画此山,即此山,画此竹,即此竹,而是 有山水意韵,兰竹清新即可,这就是写意。既是写意,此意为中心。而实体,有所隐去,或淡化。潘天寿画荷,齐白石画虾,都不是“这个实体”。所以,写实人物画应在提高中,隐去或淡化一些实体。隐去或淡化实体是为了强调意韵。但不是淡化实体就必然会加强意韵。没有意韵的强化,淡化变成了弱化物象,就会空洞乏味而可惜。所以,传统画中的山水,花鸟,相当多的所谓画家,只是淡化了形体,显示给人的,是一个人云亦云的笔墨躯壳。意韵的灵魂丢失了。但这是一个十分难于把握的课题,历史上的画家中,到底哪一些名人,是真正把握住了?

九十年代以后的很长几年中,我一直在试用构成的变化,而对构图中的笔墨,似乎心中没有一个底,出现了徘徊,茫然不知接着怎样去走。

因为练习构图,小草图在这时段画了不少,其实表现了一种苦闷。

双年展,就是在这苦闷中产生。对西方的现代或前卫,我想穷追到底,犹如呵壁天问,我能不能打开魔盒子,看了,有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。

当年中国青年画家中,热衷求现代,前卫艺术,已经是一支庞大的队伍,还有在法国,美国等的旅居华人艺术家,是很强的艺术力量。但由于历史、文化的各种原因,在国内的现代艺术家,总是躲在角落里,也许由于压抑引出有一部分的画作,也的确带有政治色彩,或故弄玄虚。

我们美术馆当时经常接待一批批的现代艺术家。台湾来的,年纪也与我相仿,如陈正雄,刘国松等等,他们常劝我上海应办双年展,我与国外已出了名的华人艺术家商量,他们是异口同声地认为,实在早应办起来。至于我的参与原委,也许,第一个原因是我在当馆长,再一个原因就是从一个传统画家对现代艺术探求中的好奇心,和寻根问底的一贯的个性。

当时,从执行馆长李向阳一下,全部馆中的专业人员,都赞成试办,几经商定,文化局领导也首肯,就定下来了。

想象可以天马行空,一到真的去做,问题就来了。不过头两届试办,是顺利的,尤其身在国内的艺术家,非常热心。到第三届,推到世界上去,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双年展,问题就不少,但竟然一直安然无恙,而且颇有声誉,这首先归功于这个城市:上海,它需要双年展,而且上海人有宽容的心态。再一条是各地集中到上海的艺术精英们,真心实意地想搞好这一事业。

奇怪的是,当我大体了解前卫艺术状态后,我忽然了悟我画中国画还是回到中国画本体中去,一切外来因素,只作参照,启发,吸收。于是9798年以后我注意力重新回到传统笔墨中来,当然,我不否定我过去对现代的研究。这其中,也许还有年龄的原因,我知道,我已年近七十,我没有时间在盲地去花时间,要为自己做一个总结。

这样,我开始认真关注书法,想把笔线搞得好一些,仅这一点,已深感迟暮。

对于书法,过去不用功,二十年前来上海后,开始认真一点,但也只在近年才关注颇多。年纪大了,记忆力差,体力也差,除正规写字,往利用短暂空间翻阅碑贴,并用硬笔随时练习字形结构,这是一种懒办法。但我在北京看名家教学中,也有以此方法先找结构的。我十分高兴,我虽无成就,倒也英雄所见略同。(附赠方增先文、书法与绘画、   页)

后来我有自己的说法:“用画画去写字;用书法去画画”。意思并不玄奥,就是说,书法的点线形式结构,就像画画,线、点、笔法、空白,无不在形式,情绪的审美中去完成。当然,书法还应首先有传统文化的因素,所以,书法是离不开临摹基础的。至于说,用书法画画,其实就是以书入画的老调,但以书入画,其目的是使画中笔线的“意”和“味”,都更有传统文化的含量。

同时我又十分关注人性,关心社会弱势人群。很自然,就画了一大批藏族老人。在潜意识中,有自我在其中,因为我自己已是古稀之年。老人的景况,我自在其中。

线的关注,引起我对墨的关注,有时偶尔也用积墨作人物衣饰。对草原的情结,引起我希望画中人物能尽可能加大厚度以加强力度。一次性用墨,是花鸟画中借用的一种墨色透明的追求,这和黄宾虹积墨是两种追求,既然当年我可以以花鸟墨法入画,现在是否可以用山水的积墨入画呢?前后已经试了好多年,不妨重点探试,这就是五年前一批积墨法老人出现的原委。写过一篇短文,附后,(第  页)积墨人物的探索,初始源于对生活高  地区老人的敬意,他们的一生是以天地共搏击,又共呼吸的一生,他们没有英雄绩业,但生活艰难中练就钢筋铁骨,是值得称羡的。他们身上的每一条伤痕皱褶,就记录了生活的沧桑。他们是一群弱势群体中的一个。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们,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历史和辉煌的今天。笔墨的混沌积加,不但画面上出现空前的厚重感,而且有一种苦  深沉的气质,这正是画外意的追求。画古装高人逸士,就用不上它们,苦  不是潇洒。所以,人物运用积墨,不只是形体的厚重,更在于心情的沉郁。

近两年,体质益弱,但我正在试以书法入画,并希望在笔墨的探索中,加强意笔画“意”的浓度,在我看来,中国画中的意,只是一种情绪,由笔墨中表达出来。在西方现代、前卫艺术中,形式语言如有真心的表达,也是在情绪的范围之内。(现代艺术中的暗喻、调侃,这里不谈,因为我没有这种追求)这有些像音乐、愉悦、潇洒、愤慨、黯然、柔和……如此等等,就是画外意的形式语言。但并不是有了形式就能出情绪,唯美的形式,只是一种表层的美感。

人物画能走到这个层面上去吗?“八十老汉去开荒”,只要活着,只要还在努力,前面总存在着希望。桃花源记有云:“初极狭,渐通人,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……”。我想,我不是走在死胡同中吧?(文章有删节)


方增先 湖上(相约西湖)  95×43.5cm  立轴


方增先 杪秋霜露重 94×43cm 立轴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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