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被“误读”的一座里程碑
　　2007年是中国当代油画市场最火的一年。12月，陈丹青1980年作的《西藏组画·牧羊人》在北京匡时从700万元起拍，以高出估价5倍的3584万元成交，创个人价格新纪录，位列年度油画单价第五名。该画2003年曾在中国嘉德以187万元成交，短短四年内涨幅近20倍，让人瞠目结舌，而业内人士称：“此价格是实至名归”。
　　该组画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特例，它名字的来历就很特别。1980年，陈丹青去拉萨搞毕业创作，用半年时间完成了《母与子》《康巴汉子》《进城》《洗发女》《朝圣》等六件尺幅不到一平米的小画，陈丹青将它们与回北京后继续创作的《牧羊人》一起，提交给中央美院78级研究生毕业展览。当评论家面对陈丹青的七幅画，不方便一一称引画题，统称之为《西藏组画》。而在此前的毕业创作惯例是，作者先提呈一幅大画，再根据它的明确意义落实画名。其实，陈丹青当初并没有预交七件，更没有想做成组画，他只是想尝试小尺寸、多幅、无情节、无主题的作法，与流行的巨型、单幅、情节性、主题性的“文革创作模式”拉开距离。
　　1980年10月，陈丹青的《西藏组画》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展上，引起轰动，时间刚好在罗中立的《父亲》轰动中国美术馆两个月前。日后，二者被从作品中看到了他对人民的感情、对民族命运的关注;有人说他揭露并谴责了愚昧落后;有人说他抱着深切的同情和怜悯。但在陈丹青那里，却很讨厌“用绘画去揭露、去引起同情”，而他的最大愿望，是让观众被作品的真实打动，感到“这就是生活，就是人”。陈丹青认为绘画的使命是描绘形象，画“眼睛看到的东西”，他把眼前所见直接搬上画布，有意破坏了抓拍式构图，不求参差交错、没有摆布填补、没有一处戏剧性冲突，甚至把主要人物朝向了画面的边缘，以至于许多同行最初不明白他画的什么意思，以为是写生，而不是毕业创作。
　　在中国“文革”美术的“假大空、红光亮”背景下，陈丹青的《西藏组画》突显出来，逐渐变成一段神话。
　　本来，陈丹青是因为讨厌创作中同行和领导七嘴八舌的审查，才躲到西藏。他画了许多幅，是打算至少会有一幅入选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七幅画在拿出来的一分钟内，就被决定全部展出。因为是“文革”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班的毕业创作，《西藏组画》自然很被关注。1981年1月，组画和陈丹青的两篇“创作谈”，分别发表于美术界最权威的两份杂志《美术》和《美术研究》，影响扩散到了全国，特定的时代背景，造就了《西藏组画》的历史价值。陈丹青描绘藏民普通、简单的日常生活片段，洋溢着朴素热烈的生命力和浓厚的感染力，彻底摆脱了“苏式油画”对中国画坛的多年统治，拉开了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绘画的序幕。它所代表的“写实主义”，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机场壁画代表的“形式主义”、在野的“现代主义”，成为三种影响持久的风格。
　　陈丹青当初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进入艺术史，更不会预料新世纪以后《西藏组画》的神话在艺术市场继续上演。
　　陈丹青1980年毕业留校，两年后奔赴纽约。对于《西藏组画》的耀眼光环，他当初“完全没有想到”。他2000年回国后说：“历史常被误读，《西藏组画》被神话，也是出于误读。”

 

　　二、大洋彼岸的“并置”和“画册”
　　因为《西藏组画》的光环，陈丹青的其他西藏题材，目前在国内拍卖市场上很受追捧。他1986年作《情人》、1988年作《康巴汉子》、1985年作《二人进城》，都排在在个人价格前十名。在陈丹青看来，《西藏组画》实在太少，是失败的，至少是未完成的。他引用杜尚的名言：“一件作品之所以著名，并不全在于作品本身，而在于被人一再提及的次数。”他说，《西藏组画》被一再提及，有如重复戳盖的印记。他对该画至今还是谈资，只是有点惊讶，但不自豪。他引以为自豪的，是赴美国后的创作。陈丹青1982年出国，此时的纽约，写实画路久已失去语境，后现代艺术全面登场。陈丹青认识到，当代艺术已经迈向政治、社会领域，他开始实践新的表现方式。
　　他的第一项尝试是“并置”。
　　19 9 0 年代初，陈丹青创作了一系列二联、三联、多联画，他并置了历史名作与当代图像，用以揭示历史演变中观念行为的断续异同。比如，他将当代拾女子的黑白图像与米勒的《拾穗》并置，显示当代中产阶级女性与19世纪法国农妇的欲求差异;他将因偷食禁果被驱逐的夏娃，与偷情被曝光的黛安娜并置，来显示女性自我释放和社会规则的冲突……他的并置，有些是重新画过的油画，也有一些直接是照片或印刷品，彻底脱离了绘画技法。

　　2001年，在清华美院和湖北美院联合举办的“陈丹青油画·素描展览”上，《毛泽东组画》就是一组很显眼的并置作品。
　　20 06年9月，纽约苏富比推出了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的专场拍卖。陈丹青1991年作的《街头剧院》以147万美元(折合人民币1188万元)成交，该价格在年度中排名第四。在这件双联画里，陈丹青并置了不同年代的重大事件：第一幅，来源于18年前美国摄影记者DavidTur n ley拍摄的北京街头;第二幅，来源于二战后著名战地摄影记者RobertCape拍摄的法国街头。陈丹青由并置发展而成的，是“画册系列”。
　　1995年，陈丹青产生了一个让自己吃惊的念头：所有挂在墙上的画、所有装置作品，都是“静物”。于是他完成了一组15米长、两米高的十联画《静物》，其中的九个画面，是各种画册中的当代装置艺术。他想，既然画照片，就可以干脆画书、画画册。两年后，他在地上摊开几本画册并摆了摆，画成一幅写生。此后，他的画册写生一发不可收，他由浓至淡、由繁至简;从西方美术史图像转向中国画图像;从一堆叠放的书向一本摊开的书。他常把不同时期、不同印刷院”，是中国美术教育的一个奇特产物。1999年11月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并，经工艺美院老教授袁运甫、副院长刘巨德以及美术系主任杜大恺的举荐，陈丹青作为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，成为该院特聘教授。陈丹青曾以精湛写实的《西藏组画》一举成名，被寄予了无限的希望。

　　然而，陈丹青再一次被误解。
　　且不论西方后现代艺术早已经转向观念，艺术家大量使用装置、行为、影像，写实在大多数艺术学院很少有人提及。最让陈丹青无法认同的是研究生招生考试中，政治和外语分数的绝对先。2000年，投考他的24名博士生考生，有五名入围，但因外语不过关，全部被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，他们下一年再考外语，再度失利，最后以结业离校;2001年，投考他的八名硕士生考生，无一通过政治、外语考试;2002年和2003年，分别有19名考生投考他的硕士生，全部落榜。因为四年里无法招到一名硕士生，他数次以书面和口头方式向清华书记、校长和美术学院领导陈述意见，但状况没有任何改变。
　　2004年10月，陈丹青提出辞职。他在辞职报告写道：“我深知，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。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，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。五年间，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，而光阴无情，业务荒废，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，继续做个个体艺术家。国家的进步在于：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保持不同的立场。我的离去，将终止对教学的浪费。”陈丹青五年前曾经相信“在体制外受得了，在体制内也该受得了”，此时他再也无法忍受。他说：“我不想再玩下去了，我知道，这样做是一种奢侈。”因顾及门下尚有学生在读，他又续约两年，于2007年1月离开清华大学。

 

　　《国学研究院》，正是陈丹青在清华期间的唯一一件大幅创作。逃离清华的陈丹青，仍然是舆论的焦点。陈丹青早在2000年出版的《纽约琐记》，便以反讽和幽默，让人们领略到他在文字上的智慧;他2003年出版的《多余的素材》，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文人身份;2005年3月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刊出了他的辞职报告，引发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。他同年出版的杂文集《退步集》，以旅居海外的诸多见识，大斥国内人文领域的弊端，从炫目图像到城市建筑、从女性杂志到艺术媒体、从地产开发到网络聊天、从艺术权力到人生比喻，他成为当年媒体曝光率最高的艺术家;2007年初，他真的离开清华，又一次成为公众话题。他从2005年开通的博客至2007年停博，倍受关切，浏览量达200余万人次。2007年，他出版《退步集续编》;2009年，他又出版《荒废集》。在公众印象中，陈丹青不再仅仅是成就卓著的画家，更是著名的文化者。
　　人气指数冲天，再加上画作本身的传奇色彩，陈丹青作品的市场气氛极高。
　　陈丹青作品在国内的第一次拍卖记录，是19 9 4 年《哺》在中国嘉德以8.58万元成交。2003年，他的1980年作《西藏组画·牧羊人》首次突破百万元，在中国嘉德以187万元成交;20 0 4年，陈丹青作品共成交六件，总成交额143万元;20 05年，陈丹青成为艺术圈的焦点，当年成交多达23件，总成交额1478万元，其中五件超过百万，最贵一件1981年作《进城》之三在北京华辰以418万元成交;20 0 6年，陈丹青作品行情继续攀升，当年共成交35件，总成交额4416万元，其中十件超过百万，最贵一件为1991年作《街头剧院》首次突破千万元;20 07年是陈丹青作品拍卖最火的一年，当年共成交28件，总成交额6693万元，其中十件超过百万。11月30日，他的2001年作《国学研究院》在北京保利以1344万元成交，第二天，他的1980年作《西藏组画·牧羊人》又在北京匡时以3584万元成交;2008年，他最贵的一件作品是在上海800拍卖以515万元成交的1991年作《躺卧的人体》;2009年，他最贵的一件作品是在北京保利以313万元成交的1988年作《康巴汉子》。

　　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价格之高、涨幅之快有目共睹，陈丹青称之为：“没有春天，立即进入盛夏，高温、爆热。”
　　陈丹青说自己“反应一向愚蠢，就是退却：辞职，走开，不参展，不送拍”。他关于艺术的态度是“让该发生的都发生吧”。那么关于艺术市场，也让该发生的都发生吧!

 

 

 

来源：《收藏界》杂志